在无常中寻找秩序|记者的2020
图/记者大菜
和采访对象的每次碰面就像拆礼物，总是没办法猜到等待自己的是什么。而我也在这些不确定的日常中，收获许多新知与快乐
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《南方人物周刊》上
文字，图片|我们的记者王家卫
全文是关于2909,的，7花了几分钟仔细阅读
如果仔细考察2020年，大概会减半。上半年的时间都在呆在家里无所事事的不确定性中度过，下半年积极面对选题和写稿子的焦虑。匆忙和浪费。加入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后，没有认真写日记。“工作忙”当然不是懒惰的借口。其实我还没写好几个报告。但是，习惯了用第三人称写作之后，开始写“我”的时候，我又害怕又陌生。
太多的情绪，不知从何说起，又怕让它泛滥，模糊了我本已贫瘠的理性意识。同时，焦虑总会促使我去追赶下一个热点，去关注另一个群体。总是静不下来。当然，在无数个找不到想法的夜晚，我常常会在心里反思：慢慢来，不要太着急。自然作用不大。
当我听说我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想了很久。该选择哪些瞬间来记录这荒唐的一年？旁边的前任孟明对我说：“这可能是你作为文章主角去这本杂志的唯一机会。”这就更慌了。你看，写日记真的很重要。
这一年来，每次向被采访者做自我介绍，总觉得有点尴尬，不真实。“我真的是记者吗？”经常问自己，——问题背后有隐忧，担心面试不顺利；我也担心即使顺利也写不出稿子；最大的担心其实是无能。
偶尔会碰到这样的问题“为什么要当记者？”，而我总是处于危险状态的边缘。好像不认真答个123就不够真诚了。
那么，标准答案是什么呢？和今天相比，我上中学的时候纸媒好像更繁荣了。当时我只能抬头。表达爱意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学校门口的报摊前流连忘返，偷偷把物理化学课上买的不擅长的杂志拿出来。后来，我读了李海鹏的《举重冠军之死》和杜强的《太平洋大逃杀》。到目前为止，影响和情感是无法形容的。
“在这样一个时代，你很难找到类似的工作。”潇湘学长说。的确，记者有天生的职业优势，只需要一瞬间就能“偷走”别人漫长而精彩的人生片段。它是免费的，同时也不是免费的。我们试图在误解中行走，在空白中观察，在错误中记录。我不想动摇任何东西。我只是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，在资本无情抽取的背后“看到”具体的人和他们的故事。
在这一行，总有人一个接着一个前进，总有人离开。
2019年底，在北京，我和朋友肖伟约好参加北京大学校园招聘研讨会。我投南方报，他投上海报。明年我们将作为记者见面。然而，这一协议被推迟了一年，直到2021年。这半年来，我跌跌撞撞地找到了自己的新身份。肖伟得到了回报。一年的简历下来，他终于转行成功，成为了一名财经记者。
当了记者之后，和父母的聊天中加入了话题分享。经常收到两个人的视频或者链接。爸爸说：“这个题目不错，可以关注。”妈妈说：“女性话题，这个值得写(她发了一个罗翔老师关于“我们为什么要抵制代孕”的视频)。我常常一边点头，一边漠然。因为，手头的话题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，很难回应父母的热情。
另一个可悲的发现是：拖拉已经成为常态。杂志每周二都有截止日期，我一定会把截止日期推迟到周一晚上的最后一分钟。这种情况和我读书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但归根结底，构思和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生活在这个时代，在很多不确定性中，文字是我能把握的为数不多的东西。虽然拖延症碾压了这份快乐，那又如何？如果只剩下一点火焰，我也要好好保护它
。
河南的一村庄，一次无果的采访
采访则颇像挖洞，一点一滴从对方的只言片语中按图索骥，尝试拼凑出一些轮廓。故事要先说服自己，才能呈现给读者。而我的困扰则来自于如何在过满的世界中挖一个洞。
12月中旬，我去杭州做被造谣“出轨快递小哥”的吴女士的题。（点击阅读《“出轨快递小哥”谣言背后：还有更多的人被“社死”》）抵达那天，余杭区法院宣布吴女士的案子立案成功。我准备开始采访，记者同行薇薇却正准备离开杭州。几天后，她的稿子就发出来了。
采访过程中，各家媒体的报道不断推出。虽然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追不上热度，但那几日，每次打开微博刷到吴女士说自己接受了多少家媒体的采访，就感到“头秃”。
如何在过满的世界挖一个洞？也许世界早就超负荷运转，不需要被挖呢。
幸好编辑黄剑也不太催我，我慢吞吞地一边写，一边发现新东西。后来，稿子没写出来之前，该案由自诉转为公诉。据吴女士的律师顾振华介绍，“一般情况下，侮辱诽谤罪是自诉案件，但是如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，就是公诉案件。控方也从吴女士和我们转变为检察机关。”
在杭州吴女士的家中，我们一边聊天，一旁的猫猫在烤暖气。那天是我一次萌生养猫的念头
此时，我却好奇，造谣者心里会怎样想？他们会不会觉得，如果一开始与吴女士和解，结果是否会不同？答案不得而知。出于种种原因，造谣者朗某拒绝了我的采访。但那期间，我和同行小郑找到那家便利店，进去等待对方时，和他的朋友聊了几句。
走出便利店后，小郑在一旁抢先对我说道：“他朋友刚刚对你的态度很轻佻，根本没把你当作一个记者。所以，其实也不难理解，朗某在那个环境做出造谣的事情来。”
我不知回答什么。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想，是否在他的那个“位置”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对别人来说是伤害？是否文化的改变更加重要？
事件复杂，人也同样。这层复杂背后，我不仅没有拨开迷雾，反而更难以作出价值判断。后来和编辑建平讨论别的选题时，我刚好跟他讲了这一困惑。他说：“你不能这么想，惩戒和文化的改变是同步进行的。所以你的稿子可以引起大家的反思，不也为这种文化的改变作出了贡献？”
但愿如此啦。
想不明白时，除了求助于前辈们。偶尔，我也会将自己的困惑偷偷抛给采访对象，聆听对方的思考。还是12月，前辈小祥要去给杀马特“教父”罗福兴拍摄视频，我趁机一道儿去。聊到兴起时，我问罗福兴，“你现在在和很多媒体、艺术家打交道，身边也有很多杀马特朋友，这些圈子你觉得自己停留在哪个位置？”也问，“你上一次觉得孤独的时刻是什么时候？”
对方回应道：“现在的生活过于喧闹，我有时候想骑着摩托车，一个人去兜风。”
从农村去城市前，身边人都希望罗福兴能赚大钱。到了城市后，这一愿景并未实现，但农村也回不去了。他觉得自己卡在中间。而圈子，哪个他都不在。“哪里有趣就去哪里，哪里可以蹭口饭就去哪里。”
在东莞，和杀马特教父罗福兴。他的背包上写着：革命的一天 LFX
实际上，和采访对象的每次碰面就像拆礼物，总是没办法猜到等待自己的是什么。而我也在这些不确定的日常中，收获许多新知与快乐。也愈发明白，黄剑老师曾经对我们新记者说的：“能面采的一定要面采。”
而我总是贪心，想要再多观察一会儿，想与每一个受访者建立更深刻的联系。同时，我依然不愿意承认，交浅却偏要言深的职业困境。
这一年，周遭朋友们最多的感慨是：“想要回到那个‘正常’的世界。”我也一边想念，一边却怀疑着：我们真的可以回去吗？
我时常想起发生在2019年夏末的一幕。在学校的餐厅里，我和喜欢的老师一起吃饭，她说道：“你看这就是无常啊，但是我们也要好好生活。”餐厅外的校园墙壁上，涂鸦开始出现，条幅盖过宣传展板。
我没想过，这份无常被打包升级带到了2020年，也更来势汹汹。许多个体不幸离世，许多计划搁置，还有许多眼泪与抑郁情绪不断漫出。
但是，我们也要好好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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